2021年11月，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肖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其通报中首次明确提及“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一表述不仅揭示了个别官员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力寻租的新型腐败模式，也标志着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挖矿与腐败关联问题的高度重视。虚拟货币“挖矿”首次出现在落马官员通报中，具有强烈的政策信号意义，反映出国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经济犯罪的警惕与治理决心。本文将围绕虚拟货币挖矿背后的权力寻租机制、监管挑战及治理路径展开系统分析。

虚拟货币挖矿背后的权力寻租链条

虚拟货币“挖矿”本质上是通过高性能计算设备执行哈希算法，争夺区块链记账权以获取虚拟资产的过程。该过程依赖大量电力资源，属于高能耗产业。然而，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以“数据中心”“超算产业”等名义引入相关项目，实则从事虚拟货币挖矿，形成产业伪装。例如，肖毅在任期间引进的所谓“超算中心”，最终被揭露为以挖矿为核心的高耗能项目，暴露出政商勾结的典型模式。

在肖毅案中，其与境外区块链企业合作，利用地方政策支持和公共资源，推动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并涉嫌接受比特币形式的贿赂，凸显虚拟货币作为新型腐败载体的隐蔽性。相比传统现金交易，虚拟货币具备匿名性强、跨境流通便利、难以追踪等特性，使其成为洗钱、利益输送等非法行为的新工具。

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属性与监管套利空间，进一步加剧了其在腐败链条中的渗透风险。尤其在部分党政机关、高校和企业中，存在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挖矿”的现象，反映出权力滥用与监管缺位的双重问题。

虚拟货币挖矿引发的双重治理危机

虚拟货币“挖矿”不仅带来了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也加剧了能源消耗与环境压力，形成双重治理难题。首先，在金融层面，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匿名性和去中心化机制，使其成为洗钱、逃税和非法资金转移的工具。据区块链安全机构统计，2020年中国未受监管的跨境虚拟货币流动价值高达175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51%，严重冲击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其次，在能源方面，“挖矿”依赖高算力运算，导致电力消耗巨大。数据显示，中国曾占据全球比特币算力的60%以上，大量矿场集中在四川、内蒙古等电价低廉地区，加剧碳排放压力。以江苏为例，单日“矿池”耗电量达26万度，而内蒙古关停45个“挖矿”项目后，年节电量达65.8亿千瓦时。全球范围内，美国、欧盟等地已加强对虚拟货币监管，中国则通过多部委联动，将“挖矿”列为淘汰类产业，并严禁地方政府以数字经济名义变相支持。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在金融安全与能源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政策权衡。

多部委联动整治的立体化监管体系

1. 政策升级：从产业淘汰到金融禁令

2021年以来，中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治理从产业层面逐步升级至金融监管。国家发改委将挖矿活动明确列为淘汰类产业，禁止新建相关项目，并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数字经济等名义变相支持。在此基础上，央行等部门进一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禁止金融机构参与相关交易，切断其金融流通渠道。这一政策组合拳标志着监管从单纯限制产业扩张，转向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

2. 技术围剿：IP追踪与电力管控

监管部门依托技术手段强化治理效能。网信部门联合公安、通信管理机构，通过IP地址追踪定位“矿场”，结合市场主体登记信息锁定运营主体。能源监管方面，多地要求电力企业排查异常用电，对挖矿行为实施惩罚性电价，甚至直接断电。四川、内蒙古等曾为挖矿重镇的省份，已全面叫停向相关项目供电，形成“断电+断网”的双重围堵。

3. 地方实践：重点省份的整治样本

在政策执行层面，地方治理呈现差异化探索。例如，江苏省通过监测发现超4500个参与挖矿的IP地址，其中21%来自党政机关、高校等公共机构，暴露出公共资源被违规占用问题；浙江省则开展专项行动，排查出77家单位存在利用服务器资源挖矿的行为。这些案例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对“隐蔽式挖矿”的排查，强化了对重点区域和重点单位的监管穿透力。

虚拟货币治理的深层战略意义

虚拟货币治理不仅是技术监管问题，更是关乎国家金融主权、数字经济秩序以及反腐体系构建的战略议题。首先，在金融主权层面，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战了国家对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控制权。其缺乏法偿性与强制性，削弱了法定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可能引发资本外流与金融脱媒风险。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明确的规范边界。虚拟货币“挖矿”等高能耗、低产出的伪数字经济行为，不仅浪费资源，也扰乱了产业转型方向，亟需通过治理厘清发展路径。最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与跨境流通特性，使其成为新型经济犯罪的温床，尤其在腐败案件中，成为洗钱、资产隐匿的工具。肖毅案即揭示了虚拟货币如何被用于规避监管、掩盖非法所得，治理虚拟货币实质上是反腐败斗争向数字领域的延伸。